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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2

相互有個照應

在觀看《一九四二》之前,出現了兩則震撼全球的新聞,一則是美國波士頓馬拉松比賽的爆炸事件,造成上百人的死傷,是美國自「九一一」事件後遭到最嚴重的恐怖攻擊,美國總統表示會將兇手繩之以法,並參加十八日當地宗教團體發起的追思會;另一則是伊朗接壤巴基斯坦邊境地區,發生規模7.8級的地震,同樣造成上百人受傷。前者是《一九四二》中提到的「人禍」,因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,導致戰爭的發生,或者可說是過去人類不夠文明,才會使得歷史留下了許多慘痛的代價;而後者「天災」為自然現象,每個國家不一,當兩者同時發生在同一個地方,就會像一九四二年旱災與戰爭同時重創河南一樣,慘不忍睹。

一九四二年,二次世界大戰戰火未平,中國河南省面對的不僅是「外患」日軍的進攻,更要處理「內憂」大旱災,蠟燭兩頭燒加上政府救災行動遲緩,才會釀成三百萬人飢荒餓死,另外三百萬人被迫逃亡至陝西、甘肅一帶的悲劇。《一九四二》是導演馮小剛繼《唐山大地震》後,再度以災難片問世,試問戰亂時期人性是貴還是賤?當時在大陸上映時還發生一段小插曲,李安的作品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在中國上映四天狂掃票上億票房,一週後《一九四二》緊接著上映,因為協議關係佔滿大陸的IMAX影廳,固然影響《少年pi》在陸的票房;兩部電影都是敘述有關人性、災難、生存的電影,上映時間又如此接近,也難怪媒體藉機大作文章。

3

故事由兩線同時進行,一方面是以「東家」為主人翁的逃亡,他們帶著不捨的心情離開家鄉,始終想著有朝一日會回歸家庭,但現實畢竟是殘酷的,政府徵收馬車糧食、為了活下去而賣身賣子女,災民的堅持沒有換來一頓溫飽,反而被無情的敵軍(自己人?)及大自然給掠奪;另一面則是還原當局政府如何推諉救災,當時中國最有權勢的領導人蔣介石不相信河南有災,不但拖延救援,甚至還想將包袱甩給日本人,讓外界誤以為是日本人侵略而失守河南。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就是飾演《時代周刊》特派記者白修德的安卓亞布洛迪Adrien Brody,歷史裡他深入河南境內採訪,大方報導中國政府無視災情引起迴響,才不得不讓中國政府正視這個問題。此外劇組請來影帝提姆羅賓斯Tim Robbins來擔任牧師一角,成功的讓迷失自我的難民得到上帝的救贖。

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,「戰亂時期,精神食糧比物質食量更重要」,七十多年前河南省的這場災難,在世人心中留了不可抹滅的傷害,無家可歸的逃荒者歷經風霜雨雪,早已輕鬆看待生死,若能從中體會避難與逃荒差別,就可了解「東家」一路上的心情:每況愈下。長期在看馮小剛作品的觀眾不難發現,這次《一九四二》並沒有《唐山大地震》來的感動,也許是因為年代較遠的關係,加上難民的遭遇一如以往的鋪陳敘述,倒沒有感染到多數觀眾,更別說是觀眾的情感投射,大題材顯得有些可惜。(文/Nick)

2  

(這幾張相片傳出去還得了!) 

1 

(白修德情操偉大,獲普立茲獎)

4 

(一條人命兩塊餅乾,值了)

6

(只怪出生的年代不對) 

5 

(相互有個照應)

劇情安排:★★★☆☆
拍攝手法:★★★☆☆
邏輯思考:★★☆☆☆
節奏氣氛:★★★☆☆
剪接流暢:★★★☆☆
動畫特效:★★☆☆☆
演員演技:★★★★☆
音效配音:★★★☆☆
電影原聲:★★☆☆☆
字幕筆譯:★★★☆☆
影前評價:★★★☆☆
喜好程度:★★★☆☆
推薦程度:3★ 普通好看
看不懂評分,就看Nick的電影評分標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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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戳破:馮小剛電影新作《1942》中的那些僞曆史
    2013-03-08 | 橫刀立馬 | 转藏(2)
      《1942》中的僞曆史
      好文轉發
      原載:騰訊專題
      戳破:馮小剛電影新作《1942》中的那些僞曆史
      講述河南1942-1943年大饑荒的電影《一九四二》,在坊間已成熱詞。但可惜的是,無論是電影本身,還是作爲腳本的紀實原著,乃至于媒體對該段曆史的諸多重新發掘,均可謂是僞史當道。
      本文所澄清的,只是這些僞史中的一部分。
      1,電影《一九四二》海報政府壓制輿論,不允許媒體報道河南饑荒?
      (读者按:这是在红色统治区才会有的现象,所谓三年困难时期,远远超过1942,有什么人看到报纸公開报道吗?)
      重慶《大公報》1943年2月3日因刊載該報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《看重慶,念中原》的社論,而被當局停刊三天。電影及許多媒體,均以此爲據,認定國民政府當年壓制輿論,不允許媒體報道河南大饑荒[詳細]。”
      《大公報》被停刊三天是實情,但其被停刊的原因,其實并不是因爲該社論報道了河南的大饑荒。據王世傑1943年2月4日的日記披露,其被停刊的真實原因是:“《大公報》因指摘限制物價之失敗,受停刊三日之處分。”王氏曾擔任國民政府中央宣傳部部長,1942年12月7日剛剛辭任。以他的身份,自然知道《大公報》被停刊的真實原因。換言之,報導災荒并不犯禁,但指責政府限價不力則惹怒了當局。在《大公報》被停刊之前,重慶《新華日報》對河南災荒的報道至少已有40餘篇
      事實上,對于河南的災荒,國民政府從來沒有限制過媒體的報道。譬如重慶《新華日報》,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《大公報》被停刊這段時間裏,據筆者的不完整統計,報道河南饑荒的新聞,已多達40餘篇;其中12月份的報道最多,具體如下表:入陝豫災民,陝省府設法救濟1942,12,1豫省災情志略1942,12,1[洛陽各界救災工作競賽展期至本月十日](要聞簡報)1942,12,3豫災棄嬰,捐款救濟1942,12,4[傅作義捐款萬元救濟豫災](要聞簡報)1942,12,5豫災救濟,洛陽各界熱烈響應,米幹主教來渝籌赈1942,12,7救濟豫災,政府撥一萬萬元,衛立煌等發起擴大募捐1942,12,8河南之災,災區來信痛陳饑荒1942,12,10災民遷徙耕地荒蕪,豫省當局規定代耕辦法,并籌措平粜基金及糧食1942,12,10[災荒嚴重民食困難,豫省府通令禁止釀酒](要聞簡報)1942,12,11救濟豫災,美援華會派員赴豫,主持發放該會赈款,陝省府撥款收容災童1942,12,13豫災民相率流亡,每日到洛陽達數千,過去四個月已配送十二萬人1942,12,14救濟豫災,農行趕辦第二批災區款貨,甘全省捐一日所得赈豫災1942,12,15洛糧價上漲,赈災款已募四十餘萬1942,12,16前線将士同情豫災,X戰區官兵節食助赈1942,12,18豫省募款救災,年底可望達五千萬元,鹿邑上蔡災情益嚴重1942,12,19救濟豫災,魯山縣獻糧薪,各省紛紛捐款1942,12,20[新疆墾業銀行及山西省府均寄款救豫災](要聞簡報)1942,12,21蔣介石轸念豫災,令在隴海沿線設粥廠,豫建廳籌劃明年春耕1942,12,28豫槍決污吏1942,12,29豫戰區官兵赈災,每月自動減食兩餐,蔣介石特電嘉獎1942,12,29[陸軍某師某團,絕食一日赈豫災](要聞簡報)1942,12,30國際友人協赈豫災1942,12,31
      重慶《新華日報》當時在國統區公開發行,其刊登的内容,和重慶《大公報》一樣需接受國民政府新聞檢查機關的審查。但這40多篇關于河南災荒的報道,沒有一篇遭到封殺處罰;《大公報》遭到處罰後,到1943年6月,據筆者不完整統計,重慶《新華日報》對河南饑荒的報道數量,至少還有80餘篇,具體篇名及報道日期,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羅列。所謂國民政府不讓媒體報道河南大饑荒,顯然不實。實際上,無論災前災後,對河南饑荒的報道,政府從未有過限制。《大公報》停刊三天,不是因爲它報道了災荒,而是因爲它抨擊了政府。《大公報》被處罰之前與之後,對河南災荒的報道同樣從未中斷
      或許僅以重慶《新華日報》爲例,對部分讀者而言說服力還不夠。畢竟這是一份共産黨的報紙。但即便是被停刊三天的《大公報》,在被處罰之前,實際上已有不少對河南饑荒的報道,這些報道也未受到當局的封殺和處罰。下面是筆者對該報1942年河南饑荒報道的一份不完整統計:洛陽喜雨,豫購陝糧救災1942,9,12豫請振代表昨谒徐部長1942,9,15行政院決議救濟豫災1942,9,30視察豫災(張繼、張厲生奉派赴豫)1942,10,1救濟豫災;豫槍決污吏1942,10,2宣慰豫災民1942,10,7查勘豫災1942,10,8查勘豫災,張繼等由洛出發1942,10,25豫災民移墾1942,10,29宣慰豫災,張繼等返抵西安1942,11,5振濟豫災,中央将再撥款急振1942,12,3豫省積極救災,籌平粜基金,向富戶借糧1942,12,10振濟豫省災民1942,12,28豫省災荒目睹記1942,12,28天寒歲末念災黎1942,12,28
      值得一提的是,《豫省災荒目睹記》一文對河南災荒嚴重程度的披露,絲毫不遜于後來王芸生爲之配發社評而惹禍的《豫災實錄》,該報道裏有諸多慘烈的饑民死亡案例,譬如“在宣城,一陳姓滿門五六口由家長迫令長幼同時食砒霜自殺,在服毒後,鄰居概不往救,且曰:‘早死,少受罪!’”王芸生也爲該報道配發了社論《天寒歲末念災黎》,但因未曾抨擊政府的戰時政策,兩篇報道均順利登出。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後,大公報實際上仍在繼續報道河南災荒,據筆者所見,其報道至少持續到該年6月20日,當日刊發了張高峰的前線報道《災後話農情——河南新麥登場》。蔣介石不許報災、“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”?
      電影及媒體慣說蔣介石不願意救災、“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”,流行的史料依據有三份。這三份史料都有問題。馮玉祥的回憶繪聲繪色,但李培基根本沒去重慶報災,怎會挨蔣介石的罵?
      其一是馮玉祥的回憶。馮氏1947年在美國寫回憶錄《我所知道的蔣介石》,其中說道:“河南大旱,是人人都知道。這次旱災是以葉縣爲中心,周圍七、八百裏,草根樹皮都被饑民吃光了。餓死的人不知有多少,遍地皆是,無法算計,就在這樣慘痛之下,蔣介石還向河南征糧。那位河南主席實在沒有辦法。大膽的向蔣介石說:‘旱災太厲害。’蔣介石把桌子一拍,就大罵起來說:‘一點廉恥都沒有,一點人格都沒有,就是胡造謠言,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,而你偏說有旱災!’無人格長,無人格短的罵了一個鍾頭。可見對于人命毫不關心。”上一期專題《1942年河南饑荒人禍分析》已經考證過,馮氏所謂的“那位河南主席”,名叫李培基,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調查之前,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事情,不是報災,而是在瞞災。被河南各界推舉前往重慶報災的楊一峰,“在重慶查出了當時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報告,說河南的糧食收獲還好。”事實恰恰和馮玉祥所言相反。李氏既然從未面見蔣介石痛陳災情,後面所謂“無人格長,無人格短的罵了一個鍾頭”的情節,顯然只能出自馮玉祥的捏造杜撰。郭仲隗說“中央不準報災亦不救濟”,但河南軍方曾多次報災,并因此與豫省府正面沖突
      第二份史料,是時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郭仲隗晚年在《江流天地外》一書中的回憶。據郭氏說:1942年,我續任第三屆國民參政員,是年河南大旱,除少數水田外,一粒未收。中央不準報災,亦不救濟,我以參政員奔走呼号,不遺餘力,“結果河南餓死了500多萬人,河南主席李培基只報了1602人,開政治上未有之奇”。郭氏說“中央不準報災,亦不救濟”,全然不是事實。真實情況是:湯恩伯、蔣鼎文、李家珏等河南軍方高層均曾向重慶報過災,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則一直瞞報災情。軍、政雙方的這種分歧,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軍事會議上曾有一次正面沖突,沖突的結果,是蔣介石“決定1942年河南軍糧配額(從420萬石)減爲250萬石”。詳情可見上期專題。[詳細] 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災,不願救災,如此大幅度地減少河南的軍糧配額幹什麽呢?但減而不免,則很顯然與河南省政府的災情報告有關。郭所謂“以參政員奔走呼号,不遺餘力”,是在1942年10月30日,此時,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報災三代表楊一峰、劉莊甫、任兆魯已經順利将河南災荒的實況轉達給了蔣介石。楊一峰後來回憶說:“弟當時被河南各界推爲赴渝呼籲三代表之一,據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災況,并非由于豫籍參政員郭仲隗先生之呼籲。……郭參政員之呼籲,可能是以後之事,與中央之推派大員赴豫勘災無関。”王芸生說陳布雷告訴他“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”,其實是王芸生的杜撰
      第三份史料,是60年代王芸生、曹谷冰撰寫的《1926年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》,該文聲稱:“(《大公報》被停刊後)王芸生曾爲此向陳布雷詢問究竟,陳布雷說:‘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,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。李主席(培基)的報災電,說什麽‘赤地千裏’、‘哀鴻遍野’、‘嗷嗷待哺’等等,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,并且嚴令河南的征實不得緩免。’這可見蔣介石剛愎自用、不恤民命的作風。”在李培基沒有報災這一點上,王芸生和馮玉祥一樣,赤裸裸地撒了謊。陳布雷時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,李培基并未報災,陳怎麽可能向王芸生講那麽一大段李培基報災被罵的情節呢?這段情節顯然是王芸生60年代時杜撰的。再者,此時已是1943年2月,重慶派往河南調查災情的張繼、張厲生等人1942年10月份就已經到了河南,饑荒的實際情形早已通過他們傳回了重慶,政府的救災工作已經全面鋪展開來,陳布雷怎麽可能罔顧事實,跟王芸生說什麽“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,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”呢?唯一的解釋,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僞造了這段曆史。
      2,記者白修德報道災情之後,政府才被迫開始救災嗎?
      美國記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國《時代》周刊上報道河南饑荒。白氏晚年在其回憶錄裏引用一位“梅根神父”的來信,認爲正是因爲自己的報道,才迫使無心救災的國民政府行動了起來:“自從你走後并且發出了電報,糧食就從陝西沿着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,……省政府也忙碌起來了,到處開辦了臨時伙房。……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糧食,發揮了很大作用。”電影乃至多數國内媒體照搬了白氏晚年的這一說法[詳細] 。但事實并非如此。白修德在《時代》周刊報道災荒時,中央及河南的救災工作早已全面展開
     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軍事會議上,以蔣鼎文爲首的河南軍方向蔣介石報告了災情實況之後,盡管以李培基爲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對饑荒的嚴重程度持保守态度,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災工作,已不得不立即展開。9月16日,李培基迫于中央壓力,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災委員會;9月28日,李培基正式發表講話,提出“今後本府決定将救災一項,定爲中心工作。”此後,整個河南省政府的運轉,即徹底轉入救災模式。王曲軍事會議上,中央直接減少了河南的軍糧配額,并立即從陝西開始向河南運糧。
      總體來說,1942年9到10月間,可視爲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災工作的第一階段。其内容,主要側重于調查災情及救災計劃、辦法的拟定。調查方面的主要工作,是查勘各縣災情實況,詳細記錄“充足、自足、不足、待救”四種戶口;具體的救災計劃和辦法則依據上述調查制定。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,可視作救災的第二階段。此一時期,各項救災工作均已分别展開。中央發放了三次急赈款;河南省政府自籌赈款500萬,并在陝西購得麸皮300餘萬斤運回發放,地方亦籌款1000萬。針對流民的各種以工代赈(主要是興辦農田水利,如疏通河道,開鑿水渠等)也搞了起來。最關鍵的糧食問題,先是向第一戰區長官部借了後方的囤糧3.5萬包,又向湯恩伯部借糧160萬斤,軍隊節食麥300萬斤以及向陝西省購買的存麥2萬包,都分别發放了下去;各縣所存的倉谷,也勒令必須在1943年麥收之前全部散發給災民;其他如查封大戶存糧、設置粥廠、組織募捐等工作,均是在此一時期大規模展開的。對逃荒的災民,則根據其逃荒的主要路線沿途設置救濟站,供給災民吃住。(读者按:60年代的大饥荒,地方政府是禁止饥民外逃的。)
      也就是說,白修德3月22日在《時代》雜志上刊文時,上述救災工作,均已全面展開。“糧食從陝西沿着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”不是白修德報道後的結果;“省政府也忙碌起來了”也不是因爲白修德的報道;“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糧食”的時間更遠遠早于白修德的報道。白氏在災區不足20天,走馬觀花的報道并不可信。當然,1943年麥收(6月份)前的四個月是災民最困難的時期,舊儲已盡,新糧未收;同時,3月份也是政府救災工作最艱難的時刻,本地儲糧已發放殆盡,外部運入糧食又非常艱難——正如親延安的美國外交官謝偉思所說的那樣:“正常時期,糧食可以從四個方面運進河南。而現在這些運輸線有三個方面都控制在日軍手裏。來自陝西的第四個方面運輸能力受到嚴重限制,因爲在潼關到靈寶之間80公裏的這一段鐵路,正處在日軍大炮射程之内”,所以,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災情之慘烈,确屬事實;但白氏認爲當局此前不救災,自己使災荒成爲國際新聞後才開始救災,則隻是他個人的一種想當然而已。美國外交官謝偉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觀察,比白修德要準确得多
      謝偉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,他的觀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。據謝氏記載:“糧食現在也正在運往河南省,但數量很小。……潼關火車站站長說,他不知道運糧的噸數,但他對我說每晚通常有兩列火車東駛,每列平均10節車皮,容量15到40噸不等,可以設想平均載25噸。據我所見,東行列車所載貨物全是糧食。因此,我估計一個月至少可向河南運進1.5萬噸糧食。火車駕駛極端困難和危險,要于夜間在日軍炮火的交叉射擊下行進。幾乎所有橋梁都被破壞了。需要走臨時修築的彎道。爲保持鐵路暢通,鐵路職工表現了極大的英雄主義和智慧。”如果謝氏調查到的數據是準确的,那麽這就意味着從陝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條鐵路,即便“東行列車所載貨物全是糧食”,一個月也隻能向河南輸送三千萬斤糧食,而河南國統區的災民,據美國救濟委員會的調查,有一千多萬人,也就是說,每人每月隻能從這唯一的鐵路上獲得三斤糧食而已。這恐怕才是1942-1943年河南大饑荒最終餓死人數衆多的主要原因。如果把視野放寬一點,更不難發現,1942-1943年河南大饑荒,其實隻是1942-1943年“中原大饑荒”的一部分,河北、山西同樣是重災區——據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下達的一份文件《限期完成糧食吸收調劑工作,救濟災區,保證春耕》記載:“目前五、六分區災情至爲嚴重,約近半數人民已無糧可食,餓死者日有所聞,春耕已陷停頓,必須以全區力量之支援,始克渡過難關。”這份文件的簽發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,恰是白氏在《時代》刊文的時間。中共在河北、河南交界地帶的抗日根據尚且“約近半數人民已無糧可食,餓死者日有所聞”,自不難想象陷于日軍三面包圍交通不暢的河南國統區會是何等情狀。蔣介石讓前線部隊撤退,想把災民當包袱甩給日本人?
      電影裏有蔣介石拟棄守河南、讓前線部隊撤退,把災民當成包袱甩給日軍的情節。學者們中也有人撰文說:“爲了拖垮敵人,人民又成爲敵我雙方的人質。……日占區不僅嚴禁災民向日軍後方流亡,而且刻意将災民向國統區、共産黨控制區驅趕,使之構成中國方面的壓力。至于中國方面,在這個時候,第一,沒有積極救助;第二,其實也期望這些災民流亡到日占區、他方占領區。” [詳細] 這些說法,與史實相距可謂十萬八千裏。河南省政府曾明确下達命令,要求各縣協同國軍“制止良民逃往敵區”
      說政府“沒有積極救助”,何謂“積極”?若以“效果顯著”來定義“積極”,那麽政府很顯然沒有做到;若以“盡力”爲“積極”,則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并不多。至于基層政權空洞化、腐敗化,無法将救災措施落到實處,則實在是國民政府貫穿整個大陸時期的痼疾。但若說政府“也期望這些災民流亡到日占區、他方占領區”,則純屬誅心之誣蔑。政府若有如此期望,就不會沿着災民逃往陝西的路線設置那麽多的救濟站。更何況,河南省政府當年還專門出台過規定,命令各縣嚴防災民逃往敵區,該命令要求:“(1)各遊擊區各縣應将奉撥振款立即查放,并向受振災民剀切宣達中央德意以資感召。(2)各縣應督率地方各界擴大舉行救災運動,設法募集款糧随時散放。(3)各縣應切實督饬所屬團隊協同國軍,在通往地區地點設哨盤查,制止良民逃往敵區。(4)如遇敵軍抽集我壯丁難民,應随時随地予以武力驅逐,以粉碎敵寇陰謀。”(《河南省政府救災工作總報告》)政府非但不曾“期望這些災民流亡到日占區”,更不曾有過把災民當成包袱甩給日軍的想法。1943年蔣介石确實從前線撤回過一支部隊,但目的是爲防止該部隊起義倒向中共
      不過有意思的是,1943年,蔣介石還确實曾經從河南前線撤回過一支部隊,即趙壽山的第38軍。但這并不意味着蔣介石想要放棄河南,直到1944年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之前,國軍在河南的防線并沒有發生明顯的後移。趙壽山的38軍當時駐防豫北鄭州、廣武一帶,其之所以被從前線撤回,原因不是災荒,而是蔣介石和湯恩伯均認爲這支部隊已被共産黨同化控制,放在前線随時可能舉旗易幟,故先将其從前線調回鞏縣“集訓”,實質上是将其置于國軍的控制之下,稍後又将親中共的軍長趙壽山調往重慶中央訓練團将官班“受訓”。對于這段曆史,中共鄭州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著的《中共鄭州黨史》有詳盡的記載。據該書稱,該部隊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産黨組織,曾被毛澤東譽爲統一戰線工作的典範;1940年駐防鞏縣時,“該部地下黨,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,……進行了起義的醞釀和準備”;1941年秋,湯恩伯對該軍喪失信任,認爲其随時可能轉投共産黨,故其中央軍“對38軍形成了包圍圈”,“中共38軍工作委員會”因此“同趙壽山軍長經過多次研究,準備應變措施和起義方案”;“1942年春,38軍工委利用部隊整編和人事變動的機會,将地下黨員調到關鍵崗位。夏,又将教導隊和幹訓班畢業學員中120名黨員分配到全軍任職,準備對付突然事變。”1942年秋,趙壽山派代表去延安彙報情況,要求部隊起義,“毛澤東指出:部隊要做好起義的腹案和準備,不要公開打紅旗,要打地方部隊抗日同盟軍的旗幟。……起義時機,一條是在蔣介石要武裝吞并并不能繼續生存時;一條是日本人大舉進攻,國民黨大撤退,部隊留到敵後時。”38軍内部的這些變化,重慶方面早有知曉,故而才會在1943年10月将部隊從前線撤回,與災荒則毫無關系。日軍用軍糧救濟中國災民?(读者按:国难当头,不思团结抗敌,还在那里策划友军反叛,不顾民族危亡,只顾一党之私,灵魂之丑,令人发指。)
      3,偽造歷史,美化敵人。
      電影裏有一個鏡頭: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岡村甯次在飛機上巡視河南災情,要求日軍以軍糧赈濟中國災民。軍官們疑惑不解:“……可是他們是中國人啊!”岡村說:“别忘了,他們首先是人!”日軍對災民的救濟情況究竟如何?劉震雲:“一九四三年,日本人開進了河南災區,這救了我的鄉親們的命。”
      關于日軍對災民的救濟,劉震雲的紀實作品《溫故一九四二》裏表達得更加極端:“……河南人沒有全部被餓死,很多人還流傳下來,繁衍生息,五十年後,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國第二大省。當時爲什麽沒有死絕呢?是政府又采取什麽措施了嗎?不是。是蝗蟲又自動飛走了嗎?不是。那是什麽?是日本人來了。一九四三年,日本人開進了河南災區,這救了我的鄉親們的命。日本人在中國犯了滔天罪行,殺人如麻,血流成河,我們與他們不共戴天;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災區,卻是這些殺人如麻的侵略者,救了我不少鄉親們的命。他們給我們發放了不少軍糧。我們吃了皇軍的軍糧,生命得以維持和壯大。當然,日本發軍糧的動機絕對是壞的,心不是好心,有戰略意圖,有政治陰謀,爲了收買民心,爲了占我們的土地,淪落我們河山,奸淫我們的妻女,但他們救了我們的命。”但事實是,劉的家鄉延津早在1938年就淪陷了,他的“鄉親們”恰恰餓死在日軍統治下。(读者按:美化敌人,认贼作父,栽赃全民抗日政府,投敌卖国汉奸之所為也。令人難於理解的是,抗日勝利數十年的今天,怎麼還會出現如此醜類呢?)
      《溫故一九四二》這篇紀實作品,以劉氏對自己家鄉河南省延津縣1942-1943年餓死人的情形的調查爲主軸,輔以各種曆史檔案文獻構築而成。劉氏在作品中引某“四九年之前的縣書記”的回憶,稱其家鄉延津縣餓死人“總有個幾萬人吧”。但劉氏始終沒有告訴他的讀者,他的家鄉延津縣,早在1938年就淪陷了。他在延津縣的“鄉親們”被餓死,與國民政府并無關系,所謂“一九四三年,日本人開進了河南災區,這救了我的鄉親們的命”,純屬胡說八道。1943年,日本人也沒有“開進河南災區”,此一時期,國軍的防線并未有過大幅度的後移。日本不但沒有“開進來”救國統區災民們的命,連淪陷區災民們的命,也沒有救。淪陷區的災情同樣嚴重,日軍沒有主動放糧的記載,僞省府也無力救災
      回到岡村甯次。筆者在《岡村甯次回憶錄》裏沒有查找到岡村曾前往河南巡視災情的記錄。電影裏的這個橋段,當屬杜撰。但岡村在1942-1943年中原大饑荒期間,确曾有過個人捐款,具體捐款數目,筆者看到兩種,一種說是8萬元,另一種則稱是2.5萬元。至于日軍在河南“以軍糧赈濟中國災民”,筆者也未查閱到任何史料。但在同屬岡村甯次管轄的山西淪陷區,1943年也同樣災情嚴重,日軍并未主動放糧,偶有放糧的記載,也是在受到災民攻擊之後的應急舉措——譬如“正太路陽泉車站爲日軍糧食集中地,1943年3月,各地災民數以萬計先後集中到陽泉車站。在(中共)城工人員的組織下,進行向日軍要糧鬥争,搗毀日軍糧庫多處。陽泉災民300餘人,從3月20日起包圍了日軍司令部3天,迫使日軍将搶來的糧食拿出一部分分給災民。”(《山西通志》)
      日軍未曾放糧,當時主持河南淪陷區政務的僞河南省政府,在救災工作上也乏善可陳。1943年3月上任的僞河南省省長田文炳,素有清廉、幹練的名聲,長期與中共保持秘密聯系,據田氏的女兒田淑平回憶:“1943年,河南省鬧蝗災,人民紛紛逃難到湖北、安徽等省。這些鄰省不願接納災民,田便以省長身份同兩省協商。幾經周折始得應允災民入境。這雖不能根除災民的疾苦,但相對來講減少了一些災民的死亡。同年秋天,田還籌集糧食赈濟災民。”田氏在淪陷區救災方面最爲人所稱道的,是他“令從開封到海州(連雲港)對開一列火車,專供災民攜故衣登車去徐州一帶換回玉米等物,以解糧荒,不使餓死。”田氏的救災舉措僅限于此,因爲糧食全部掌握在日本軍隊手裏,在秋收之前,除了把災民輸送出去,田氏别無他法。而在田氏上任之前,據謝偉思1942年11月的觀察,“在日軍占領區,沒有進行任何救濟工作”,謝氏的這個觀察應該是準确的,田文炳之前,僞河南省省長是陳靜齋,此人盤踞河南四年,惡名遠播,據曾任僞河南省宣傳處長的刑漢三回憶,此人“在職的時間大約比田多五倍,但坐在辦公室辦公的時間可能還沒田多”,清廉、幹練的田文炳尚且救災乏術,無心民瘼的陳靜齋當政時期,救災工作開展得如何,自然可想而知。淪陷區此一時期餓死多少民衆,因在日軍控制之下,并無數據,但可以參考丁玲1944年的《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》一文,該文援引晉冀魯豫邊區的統計數據,稱“太嶽區由豫北各地逃來難民前後不下二十萬,太行區也吸收了四五萬外來災民”,豫北全部屬于淪陷區,在日軍嚴密防範淪陷區難民外逃國統區和共占區(日軍此一時期壯丁緊缺)的前提下,二十萬災民越過封鎖線逃亡到中共根據地,已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。其他逃往更廣闊的東部淪陷區及國統區的災民,更不知有多少了。重慶《新華日報》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名爲《豫北敵占區民衆水深火熱,災情嚴重多易子而食,敵多方榨取裹糧而去》的報道。
      結語
      關于河南1942-1943年大饑荒,市面上可見的報道裏,還有太多太多的僞曆史。譬如說湯恩伯不救災,兵敗時庫存還有100萬袋面粉。稍微用腦子想想,也知道這種證據站不住腳——湯氏兵敗是在1944年4月,災荒1943年秋就告一段落了;湯氏40萬部隊,在災荒已過的1944年庫存半年軍糧,與救不救災哪裏有半毛錢關系?再如媒體報道裏常見到一個細節,說爲白修德往紐約發稿的那個電報員被蔣介石殺害了,但隻要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憶錄原文,可以看到那裏分明寫着“我猜想……”,其實連白修德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存在這樣一個正直的電報員。
      廣告語真的很好,“一段被遺忘的曆史,一個必須面對的真相”;只是,在僞曆史裏“溫故”,最後“知”的,會是什麽“新”呢?
      读者按:伪造历史,成了当前不肖份子哗众取宠,讨好上司,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常态,他们误导民众,贻害无穷。因此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,以期接受教训,导正发展方向,成为一切正值学者的光荣使命。本文作者勇气可嘉。
      2013,3,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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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這麼大一長串是要看到什麼時候呢?

    Nick 於 2013/12/13 12:36 回覆